首先，刘长安安排郭胜和孙璋将沙海县能够控制的人口与移民相互混杂居住，以便更好地融合和管理。同时，对土地资源进行重新分配，毕竟这里的本地土着大多仍处于未开化的蛮夷状态，真正拥有同汉人身份的寥寥无几。在图册上他们所占据的土地归属国家所有，现在到了收归国有的时候。

    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当前大军正集结一处，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威慑。这些土着即便心中有所不满，也绝不敢轻易滋事生非。接下来，可以强行征召土着中的青壮年入伍，充当奴兵。

    并且以他们的家人作为要挟，逼迫他们如实交代出那些土着派来的沙盗的藏匿之地。而后，让这些被强征的奴兵充当主力部队，率先对这一沙盗派别展开围剿行动。

    待到成功掌控现有的土地之后，便可利用收缴而来的大量粮草去喂养这些奴兵。因为，如果他们想要填饱自己以及家人的肚子，就必须继续勇往直前，为王前驱。

    只有当他们剿灭了其余的沙盗势力，才有可能获得同汉人身份，并被赐予土地用于耕种和放牧。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消除内部隐患，还能够增强己方实力，进一步巩固对这片土地的统治。

    在大秦帝国的土地上，那套以夷制夷的策略手段乃是所有王室贵族必修的重要科目之一，而刘长安自然也不能免俗。

    要知道，秦军的大小部队对于此类事情早已是驾轻就熟，当命令一下达，陈庆毫不犹豫地迅速集结起军队，目标直指那些土着的青壮年。与此同时，栗嵩则依据孙璋所呈报上来的绿洲百姓数量，有条不紊地派遣守备营的士卒前往各个关键地点驻守。

    刘长安亲自率领着自己的亲卫队伍，与陈庆一同踏上了这次行动之旅。毕竟此时的沙海国才刚刚建立起来，作为嗣王的他深知唯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方能有效地掌控住这支军队。

    至于他为何会有如此这般的经验？其实原因很简单，尽管太祖驾崩至今不过短短四十余载，但如今的大秦尚未陷入那种文恬武嬉、日渐衰落的境地。在那个充满激情与开拓精神的大时代里，贵族们从不缺乏英勇无畏的勇气以及来自先辈们的宝贵经验。因为这些都关乎着他们身家性命的安危存亡。

    遥想当年，楚国的先民们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而太祖更是毅然决然地远赴西域，在此重新竖起了一座伟大的丰碑。中国人向来注重对历史的记载与传承，而汉代之人则尤其喜爱遵循前人的“故事”行事，将祖先们积累下来的智慧与经验学以致用，并融入到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之中。

    第一步进展得极为顺畅，大秦对于此类行动已然拥有了一整套极其成熟完备的方案，多不胜数。只要是汉人，基本上都能够在学府之中系统性地研习掌握到这些知识和策略。

    至于如何处置那些蛮夷之众，诸如分化、拉拢、威吓、奴役以及收编使之成为走狗等手段，可不仅仅只是在大秦广为流传并运用。除去大汉之外，其他的汉人国家也皆将其视为治理蛮族的重要准则，并奉若神明。各个国家之间常常相互交流切磋针对不同种族蛮夷的征服与驯服的方式方法。

    尤其是那些位于边境要塞之地的附属之国，对这样的教育理念更是倍加推崇。毕竟他们所管辖之下有着数量庞大的蛮夷人群存在。而且，奴隶贸易在大秦堪称最为大宗的交易行当之一。不计其数的崭新疆土亟待奴隶们前去从事前期的开拓工作，如此一来，方能更好地将这些土地分配给日益增多且势力不断膨胀的刘氏宗亲们。

    然而，沙海县的本地土着仅仅见识过秦军那令人胆寒的强大实力，但却尚未亲身感受过这般统治手段。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只因当初怀国在此处投放的力量实在太过薄弱，根本无法具备充足的武力来支撑实施“以夷制夷”的方略。

    在刘长安精心的布局与巧妙的安排之下，那些原本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土着居民们经历了一场噩梦般的变故。仅仅用了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他们便被迫离开了自己世代生活的家园。

    与此同时，土着中的青壮年男子无一幸免地被强制征召入伍，家中积累多年的财富更是被洗劫一空，所有能够用于抵抗的武器也统统被收缴而去，如此一来，他们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力量。

    紧接着，这些失去一切的土着居民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变动。他们被与移民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并重新分配了居住地。值得一提的是，每一家按照人口所新划分得到的土地数量虽然相同，但移民的身份却有所差异。

    其中大部分移民要么是汉人，要么就是已经同汉人的族群，即便是最差的情况，那也是即将成为同汉人的官奴婢。而针对不同身份的人群，所征收的税款自然也各不相同。

    对于汉人和已经同化的汉人而言，他们所需缴纳的赋税仅占总收入的三成；而作为官奴婢，则需要承担四成的税负；至于那些可怜的土着居民，所要承受的赋税则高达六成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