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执政的后半段，战火兵戈相较之前有所减弱。然而朝堂上却充斥着荒唐与黑暗，畸形的社会生态犹如一个巨大染缸，很少有人能独善其身。

    我们先从宦官讲起。

    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当红宦官左、右神策军监军窦文场、霍仙鸣荣升护军中尉，左、右神威军监军张尚进、焦希望荣任中护军。

    “护军”在唐时指高级军事长官，有些类似于现在的军长。左、右神策与左、右神威四军最高军事首长，全部由宦官担任。

    大唐在任命节度使时，通常比照尚书六部主官，用白麻纸书写任职命令，以示尊崇。窦文场虽说有权有势，但却从未享受过这个待遇，便在私底下要求宰相用白麻下诏。

    翰林学士郑絪得知此事，立即奉告德宗：“按照我朝惯例，只有在封王命相时才用白麻，现在却要用来任命一个中尉，不知陛下是只为宠爱文场，还是就此形成制度！”

    德宗虽然执拗却并不傻，以他的学识当然知道此事事关国家礼制，于是找来窦文场，态度和蔼的说：“文场啊，当初在武德和贞观年间，宦官官职最高不过员外、将军、同正而已，五品以上几乎没有。李辅国当政以来，将此制度破坏。朕用你，不能说没有一点私心，如果再用白麻诏告天下，朝臣一定认为是你逼朕这么做，对你不利啊！”

    德宗把话说到这个份，窦文场只得叩头谢恩离去。

    第二天早朝，德宗对着郑絪感叹道：“堂堂宰相畏惧宦官，对他们的无理要求竟不敢违逆。这样的事，朕以前不信。听了你的话，才发现的确如此！”

    当时的窦文场、霍仙鸣权势滔天，他们不断向各地输出“人才”，不仅藩镇将帅多数出自由他们一手掌控的神策军，就是连朝廷的三省六部，也有不少官员出自两人门下，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平心而论，德宗时期的宦官虽然势大，却还远没有达到可以左右皇权的地步。他们此时的地位更像德宗豢养的疯狗，替主子咬人而已。因此很难说窦、霍二人向各地藩镇渗透的行为，不是出自德宗授意。

    神策军这支曾经远在陇右的边军精锐，在当红宦官的掌握下势力愈发膨胀，既担负着保护天子的职能，还拥有许多机动力量，可以遂行各类作战任务。能不能打仗暂且不论，待遇上却是远超其他藩镇所属各军。

    贞元十四年（798年）八月，朝廷根据神策军不断扩充的现实需要，增设了左、右统军。由于禁军戍边赏赐非常优厚，众多边防将领大多请求将所部隶属神策军，统称神策行营。这样一算下来，神策军兵力增加至十五万人，跃居各军之首。

    贞元十七年（801年）九月，左神策中尉窦文场退休，副使杨志廉接任。不久，孙荣义也取代霍仙鸣接任右神策中尉，与杨志廉同为神策军最高长官，宦官势力更加猖獗。

    建中初年，德宗曾授权御史台，在每季终了前巡察京城各司及各军监所，发现有冤假错案、滥用刑法的，及时奏明天子。近几年，随着朝政的日益紊乱和神策军的如日中天，御史台不敢再去神策军检查，每次只是发个文走走形式而已。

    监察御史崔薳对下严历苛责，下属恨他恨的要命，将他诓入右神策军。崔监察不知是计，在神策军中指手划脚，吓坏了一众将士，急忙报告给了德宗。德宗大怒，让人把崔薳抓来，痛打四十大板，流放到了蛮荒之地崖州（今海南）。

    由此可见，德宗已将神策军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绝不允许朝臣染指。只是英明如他，怎会想不到一支失去监督的军队，最终会沦为绑架皇权的工具！

    讲完了宦官，再来谈谈吏治！

    当初在泾原兵变时，德宗被迫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组建流亡政府。小小的边城自然比不得国都长安，加之正值战火离乱，德宗过了段缺吃少喝的艰难岁月，这让他对没钱花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因此，在平定叛乱重返长安后，他拼命捞钱，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让他感到安全。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地官员将帅知道了他的这一爱好，争抢着靠进献财物来换取皇帝恩宠，捞个一官半职。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对外声称这些进献，来自机动经费和历年节余。其实无非是扣留正常赋税，盘剥压榨百姓，克扣官吏俸禄所得。反正只要有权，何愁无财可敛！

    他们把这些额外收入大部分放入自己腰包，进献给德宗的不过十分之一二。

    在些地方大佬中，江西观察使李兼每月进献，西川节度使韦皋每天进献，荣膺送钱之冠。后来，常州刺史裴肃，靠着进献荣升浙东观察使，开创了刺史进献的先河。

    贞元十二年（796年）八月，宣歙观察使刘赞病故。幕府判官严绶利用暂时代理留后的机会，将府库所有钱物全部进献给了德宗，被德宗征召入朝做了刑部员外郎，开创了幕僚进献的先河。

    不要以为上述这些人都是贪得无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