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鼎）三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

    ——《汉书·武帝纪》

    西汉初年，刘邦虽然一统天下，但由于推行“郡国并行制”的原因，由朝廷直接管辖的区域仍然局限于秦国故地，崤函以东大片地区多为诸侯王封地，朝廷难以企及。

    此后，历经高后、文帝、景帝三代打压，诸侯王势力大为削弱，再到汉武帝推行“推恩令”，诸侯王封地大为缩减，关东大片地区开始被纳入朝廷直辖，朝廷对天下的掌控力度随之不断增强。

    然而，随着被纳入朝廷管辖的地区越来越多，却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汉武帝面前。看着面前的大汉疆域图，汉武帝心中满是忧虑，半晌之后，他才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叹道，“关中还是太小了啊！”

    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并兼诸侯三十余郡，修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

    刘敬劝说刘邦舍洛阳而定都关中时也说，“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张良在劝说刘邦定都关中时则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

    正如他们所言，秦汉以来，朝廷皆实行关中本位制，即凭险据守关中，以关中之富饶和强盛，向东威慑、控制关东地区。刘邦立国之初，在选定都城之时，之所以舍弃关东的洛阳，而选择久经战乱的关中，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当然，这里所说的关中并非狭义上的关中平原，而是泛指包括陕北高原、陇东地区和巴蜀盆地等地在内的原秦国故地。

    乱世之中，凭借山形地利，关中地区的确有着可攻可守的优势，可是随着天下承平，尤其是随着越来越多关东地区纳入朝廷直辖，关中地区却开始面临两个严峻问题，一是关中位于天下西北，太过偏居一隅，难以辐射东部广袤地区，尤其是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显得有些鞭长莫及；二是相较于整个天下，关中地区略显狭小，已经不足以让朝廷依托关中来治理天下。

    这就像一个人，原来住在一间房里，房外是一片不大的院落，后来这个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扩充自己的院落，但主人所居住的房间却依旧如以前那般狭小，长此以往，相较于越来越广阔的庭院，主人自己的居所无疑显得太过狭小局促，很难再凭借一间小小的房子来辐射和控制这么庞大的一个院落。

    虽说此前汉武帝已经通过收复河南地和河西之地，使得关中向北和向西得到了一定扩充，但想要达成扼守关中而控天下的战略格局，仍然远远不够。

    此外，从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之围”开始，汉朝历经十余年征战，虽然消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但汉朝同样为此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不仅导致国库空虚，百姓更是不堪重负。关中作为京畿重地，朝廷管控严密，社会尚且安定，但在原本富庶的关东地区，却已经是“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社会已然急剧动荡，如果再不加强对关东各郡的管控，那么汉王朝的统治必定将陷入危机之中。

    于是，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汉武帝最终于元鼎三年（前115年）冬，下诏将函谷关东移三百余里，于新安一带设立新关，这便是“广关”。

    汉武帝将函谷关东移，固然是为了将整个崤函山区纳入关内，从而加强对洛阳的控制，防备关东有变，异己势力袭据洛阳以威胁关中，并更为有效控制关东地区的战略目的，但同时也与函谷关战略地位的下降有着必然关系。

    所谓函谷，原本只是位于关中平原东部稠桑原上的一道裂缝。稠桑原乃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形，顶部虽然平坦如原，但高度却非常高，且四周峭壁陡立，黄河从稠桑原北面流过，紧贴着原壁，稠桑原南部则是更为陡峭的崤山。因此，秦汉以前，关中与关东之间想要来往，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通过这道裂缝。

    那么，关东军队是否能够绕过这道裂缝呢？实际上毫无可能。函谷关以北是波涛汹涌的黄河，以南是壁立千仞的崤山，军队根本无法通过，即使想要翻越函谷关，且不说能否攀上陡峭的原壁登上原顶，就算是有办法登上原顶，也根本无法绕过这道裂缝，原因在于秦汉以前的稠桑原上森林密布，从崤山到潼津这一百多里路，到处都是密集的森林，古代又被称为“桃林之塞”、“松柏之塞”。由于森林太过密集，行人都难以通过，更何况是军队。因此，只要守住了这条裂缝，便等于断绝了东西交通。

    此路虽然被称为函谷道，实际上宽不过数米，乃是真正的“车不能方轨，马不能并鞍”，当真可谓“泥丸可塞”的险要道路，而函谷关便位于这道裂缝的东部开口处。

    函谷关的东面，即函谷关的关前，则是弘农河，如今的弘农河水量已经小了很多，某些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