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后，在对日关系上，战还是和，国府内部曾经爆发过一场大讨论。

    日寇凶残，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国军全部失败，失败多了以后，意志薄弱的人就容易丧失自信，没有自信的人特别消极，一消极就想躺平。

    南京沦陷后，汪精卫就变得特别消极，觉得“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向蒋介石提出由他组织一个第三方，啥意思呢？日本人是进攻的一方，蒋介石是抵抗的一方，汪来组织和谈，这就是所谓第三方。

    汪的想法并不孤独，黄埔系二号人物何应钦就觉得能谈就不要打，实在要打，也要拖一段时间再打，反正是能吵吵就不要动手。

    很多知识分子也觉得中日实力差距太大，没办法打，打起来中国就要亡国，比如胡适就觉得为什么非要打的要死要活呢？日本人不是要东三省吗？给它就是了，承认满洲国，只要满足日本人的胃口，和平不就降临了吗？

    胡适这些话实在太过分了，程潜建议把胡适抓起来，以“汉奸罪”论处，意思就是枪毙了得了，免得妖言惑众。

    蒋介石在内心对胡适无限鄙视，但蒋作为全国领袖，必须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人，胡适作为文人领袖之一，属于统战对象，耳朵里听着胡适的话，虽然无比烦躁，但脸上始终只能笑嘻嘻，心里疯狂骂瓜批。

    蒋的心里很清楚，领导抗战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蒋投降了，李宗仁会跳出来继续打，李宗仁投降了，冯玉祥会跳出来继续打，即使国民党全部投降了，共产党绝对不会投降，他们会一直打下去。

    到时候，国内抵抗的力量和海外支持抗战的资源都会向共产党汇聚过去，或者说，向坚持抗战的政治势力汇聚过去，谁坚持打，谁就能代表国家，谁就是合法政权。

    在政治智慧上，蒋比汪的确高了不止一个档次，为了制止投降的论调，蒋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发表讲话：

    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只有为中国要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够向敌人屈服，不能够订立不能接受的条约，订了条约以后，就会增加我们国家民族永远的束缚。现在是一个大的危险额关口，我们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的利益为前提，不能和日本人谈和。和日本人谈和，对外的战争可以停，对内的战争会起来，国家一定会出现大乱的局面。

    蒋还在日记里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为了抗日，蒋决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共产党。

    早在1935年8月的时候，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云集于此，大会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中国各党派、团体、各界、各军全体团结起来，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和日寇战斗到底。

    莫斯科是蒋介石熟悉的地方，共产国际里都是蒋介石的老熟人，国民党也是在苏联的扶持下才发展壮大的，在那些风云激荡的岁月里，蒋介石曾经又红又专，经常公开表示听共产国际的话，跟共产国际走，还把自己唯一的亲儿子蒋经国也给送到苏联学习去了。

    往事不堪回首，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对日本的狼子野心已经高度警惕，共产国际喊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口号后，让孤单的蒋介石看到了希望，寻求再次合作的可能。

    1936年1月，蒋派邓文仪到莫斯科，找到潘汉年和王明，表示自己“真诚地想同日本作斗争”，要求中共“撤销中国苏维埃政府”、“把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1936年7月， 陈立夫向中共提出“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保证，国民党将“停止围剿”，“改善现有政治机构”。

    苏联人此时也希望蒋介石能够顶住日本人的进攻，减轻苏联远东军事压力，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

    三方面都有合作的意愿，张学良又搞了个西安事变，狠狠的助推了一把，国共合作也就顺理成章了。

    作为野心极大的一代枭雄，仅仅合作肯定是无法满足蒋的胃口，他有一个更宏大的设想，1937年2月，蒋提出“开放党禁”“开放政治政党”，主要目的在于“以本党为重心，吸收余党”，也就是国民党吸收共产党，两党合并！

    和周恩来谈判时，蒋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认为国共两党“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自己“过去也有错误”，要求中共“永远与他合作”，“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1937年7月17日上午，蒋介石发表《抗战宣言》，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日本人为了进一步搅乱中国局势，诱惑蒋介石反共防工，毕竟国共打了十年，仇深似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