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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8日，御史中丞吕公着罢。19日，参知政事赵拚罢。枢密副使、新党骨干成员韩绛任参知政事。22日，知谏院李常罢。随着吕公着、李常被罢的是一连串的谏官：孙觉、程颢、张戬、王子韶、陈襄…这一批台谏官是英宗死后重新提拔上来的，非常符合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审美观点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拥有同一个奋斗目标。宋史称“数月之间，台谏一空”

    24日，司马光给皇帝讲课《资治通鉴》讲的是贾山上疏这一段。针对当下这一密集的罢免言官之举，司马光极论从谏之美、拒谏之祸。而且还直接抛给皇帝一个问题：现在天下汹汹，只有王安石、吕惠卿、韩绛3个人认为变法是对的，难道我们大家都是错的？陛下您就只靠这3个人来治理天下吗？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后来人也来深思一番：以前认为是好的，现在就都变成坏的了？像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公认的仁人君子，突然间全都变成了奸邪？一个例外的都没？

    这问题对没改革经验的神宗皇帝打击非常大，刚缓过来的改革热情差点再被浇湿！其实别说他，后来千百年间历史学者们也同样困惑：是啊！难道都变质了？一个好的都没？从宏观上看，这根本不可能嘛！

    我的回答是：判断任何事物都要有一参照物。韩琦他们是君子，那是相对于旧时代吕夷简那些“奸邪”来说的。到了神宗朝新时代，他们不合时宜了，不是奸邪、绊脚石又是什么？

    5月15日，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部门取消，并入中书省。

    5月，西夏在边境筑闹讹堡。庆州知州李复圭命偏将李信等率3千蕃汉联军出战。面对10万西夏军，李信辞以众寡不敌。李复圭文人不知兵，强令李信出战，还学皇帝亲画阵图、授方略。结果临敌百无一用。大败。这时，卑鄙的李复圭又想到了推卸责任。让属下李昭用弹劾李信、刘甫、种咏3人违其节制，将3人杀害。又出兵邛州堡，掠老幼数百；袭击金汤，杀老幼一二百人，以此向朝廷报捷。宋史接下来有四字评论“边衅大起”

    6月，司马光向朝廷请求派范镇从孙范祖禹一起编修《资治通鉴》获准。

    7月4日，枢密使吕公弼被罢。御史中丞冯京接任。不过吕公弼被罢一事，王安石做的有些欠磊落：当时吕公弼数劝王安石罢免新法，王不听。于是吕公弼决定上疏。却被其从孙吕嘉问将底稿偷给了王安石。王得以在皇帝面前‘先下手为强’。事后。吕氏一族都骂吕嘉问是‘家贼’

    8月22日。西夏为报复李复圭，大举入侵大宋环庆路。大顺城、柔远寨、荔原堡、怀安镇、业落镇、东谷寨、西谷寨，各处兵多者号称20万，少者不下一二万。最后屯兵在距庆州40里的榆林。整整9天后撤退。环庆路衿辖郭庆、都监高敏、魏庆宗、秦勃等纷纷战死…

    消息传进开封，王安石和韩绛2人都自请守边。韩绛说“如今变法，朝廷正依靠王相公。就由我去陕西吧”9月8日，韩绛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

    韩绛外出、吕惠卿因父亲去世服丧在家。转眼间，王安石又成了孤军奋战。为摆脱不利局面，王安石又重用起了一新党的重要成员、当时资历尚浅的曾布，让他接替吕惠卿做崇政殿说书。

    13日，曾公亮罢相。14日，枢密副使冯京任参知政事、三司使吴充任枢密副使。而司马光也在本月离开京城。去永兴军路任地方官。

    至此，变法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可后来的败因也在这里深深种下了。请问：在双方对立局面下，把敌人都赶到下面去，是个理智的做法吗？

    要知道。不管你法令有多高明，总要中下层官员去实行。以后发生的事证明：新法、几乎每一个新法，都在执行时走了样。这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吗？和这些贬到地方上的反对派官员们有没有关系？

    当然，被贬下去的官员最多也就十多位，宋朝地域是广大的，有人会说：他们完全达不到在下面捣鬼，阻挠新法的作用。可官官相护懂吗？何况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程颢等人的号召力有多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也许这些王安石不是不懂，但迫于宋朝国情，除贬职外，根本别无办法！

    更何况王安石的识人用人也真是有问题。新党内部的确有不少投机钻营的小人。如吕惠卿、如曾布…

    再如前面说过的李定。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是因他不给生母服丧。听来可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李定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前己生过一儿子，就是大名鼎鼎、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这样仇氏死时己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北宋武则天’刘娥。论贤淑有范仲淹的妈妈。从没人有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因儒家的有关规定：话说儒家所有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行为准则有关。那么《礼记》中有明文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