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元、刘继初二侯发动的叛乱，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即便事前，也可以做个绝对的判断，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从政治上讲，于安南，二人是在背反祖宗王廷，大义上是怎么都站不住脚的，很难获得人心。
    于大汉，这是在挑战世宗以来彻底定形的宗藩体制，还是在新皇登基之初，不管有什么原因，这种行为就注定不会被朝廷认可，反而会招致打击。
    即便退一万步讲，二侯以兵强势大，真的击败了交趾朝廷，篡得安南王位，那也必然遭遇更为强大的反扑。且将帝国中枢直接下场的可能往后排，只消发一道诏书，半岛及南洋的那些刘姓封国们，就不可能无动于衷，至少与安南接壤的林邑就绝不会坐视。
    第三代林邑王刘继戎恰如其名，就是个战争贩子，在位十余年间，已经发动了二十余次战争，其中半数都是针对北方真腊的，已经逼得真腊西迁，基本完成对原本作为真腊统治核心的洞里萨湖地区的吞并。
    而其他南洋封国，不管是为了大义正统也好，还是单纯为利益，正常情况下，都会有所行动。要知道，南洋诸国，安南毫无疑问是最成熟、富庶的地区，周边也从不缺窥探觊觎之心。
    同时，由于海贸的大发展，成熟的航线，频繁的往来，也使南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起来，在军队投放与交通后勤上，通过海运调动也更加高效、便捷。
    因此，文、万二侯之反叛，从战略大方向上，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二人以怨愤起兵，是一点都不考虑政治后果，如何能有好下场。
    另一方面，即便抛开所有外部因素的干扰，就从安南国本身而言，以文、万二州，便是加上被他们侵染的甘、蒙二州，合四州之力，比之交趾朝廷拥有的实力，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安南国能够调用的能量，可以说数倍乃至十倍于二侯，因此，只要抗住叛军的一波流攻击，等待他们的，就只有功败垂成。
    当大将郑泉将叛军主力死死地拖在义安城下时，事态后续的发展，也就不难想象了，随着交趾朝廷组建的五万平叛大军，在主帅赵从真的统帅下南进之后，形势陡然转，朝着不利于叛军的方向滑落而去。
    双方在驩州境内大战数场，军力、后援、粮草都处下风的叛军，终是不支，在赵从真与郑泉的联合征讨下，陷入溃败，刘继元、刘继初二人率领残部狼狈逃回老巢。
    安南王师，则在赵从真、郑泉人的率领下，向西翻越高原，进讨文、万二州，意图剿尽残寇，为安南朝廷彻底清除那两颗顽疾。
    而这个过程，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年之久。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二侯经营日久，占据地利，守备顽固，但这显然是次要。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见大胜之后，交趾朝廷内部又斗了起来，出现了一些扯后腿的人；二则是，经过二侯叛乱，再度引发了安南国内那些常年饱受压迫、且对汉族仇恨不满的土着下民的叛乱，祸连州县，交趾在围攻文、万二州的同时，还得将大量精力放在对各地叛乱的剿除上。
    此前，刘继元还专门遣使联络那些洞族、蛮部，许以重利，诱其举叛谋乱，响应他的大军......
    但不管过程显得有多拖拉，在交趾铁了心根治顽疾的情况下，文、万二侯走向覆亡，也是迟早的事。刘继初先扛不住压力，于正统二年九月，即出降郑泉，连同全族即僚属，被解往交趾问罪，念其主动投降，刘继丹只下令处死了刘继初本人，至于其家人后代，留了一命，废为庶民，赶出安南。
    相比之下，刘继元骨头要硬很多，面对赵从真大军的围困，死不投降，依托文单坚实的城防以及囤储多年的钱粮，与之周旋硬抗，甚至还不时发起反击，数次打破了赵从真的围攻，迫其后撤重整。
    如此，一直拖到正统四年春，又坚持了一年半的刘继元，终于在内外交困，无以为继的情况下，被赵从真彻底击破。
    由于这种冥顽不化的反抗，激怒了赵从真，也惹恼了交趾朝廷，最终刘继元全族女眷及子孙数十人，悉数被诛杀，刘继元本人的尸体，还被挫骨扬灰，意欲使此悖逆无道之徒，永世不得超生。
    于正统二年至四年发生在安南国内的这场叛乱，其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是一场由宗室掀起的叛乱，也是从此之后，在南洋诸国，王室之间的争斗明显多了起来，激烈了起来，分封体制下，那些有粮有钱有兵的公侯们，也掌握着随时发动叛乱的能力。
    同时，这种同室操戈的局面，也逐渐血腥起来，也是以刘继元全族被诛为开端与标志。虽然同根同源，甚至同种，但在百年数代之后，所谓血脉相连，也只是一种形容词了，远比不上权力、利益更动人心。
    可以说，“二侯叛乱”，就像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一般，负面影响不断向周遭扩散，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南洋地区，也促进南洋封国历史向下一个阶段转变。
    而于安南国内而言，影响之呈现则要更加直观，弊的一面，激烈且持久的战争极大地损耗了安南的国力，打断了其向上发展的节奏，也加剧了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