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平王迁都洛邑时，秦国先祖才因护送之功被敕封为侯，这才正式开始了秦国的历史，所以说，在七雄之中，秦国是立国最晚的那个国家。

    建国最迟、偏居西方又相对贫瘠的秦国，账面上看确实有些实力偏弱，感觉很不起眼，当时也没有人能够相信一统天下的居然是他们。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条件，也给了秦国几个其他六雄所不具备的变法基础或者说优质条件。

    其一，秦国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守旧势力远不如六国强大。

    虽然说秦国也有守旧势力，比如商鞅变法时遇到的甘龙等人，就是典型的既得利益集团代表，但是，秦国的贫瘠使得他们的守旧势力本身就不是很强大，再加上商鞅以军功授爵的变法方式，使得秦国的新生势力要远远大于守旧势力，这些新生势力在商鞅变法中尝到甜头后，势必就会毫不打折扣的将变法举措延续下去。

    而六国呢？

    他们立国的时间要远远早于秦国，最远可追溯至西周武王分封诸侯之时，这样漫长的历史，使得他们国内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像齐国的田氏（后来田氏齐国代替了原来的吕氏齐国），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后来他们三分晋国，形成韩赵魏三国），都是不折不扣的守旧势力代表，他们即便是采取了一些什么改革措施，但在如此庞大的旧势力压迫下，想要取得进一步成就，几乎没有太多可能。

    有一种可能，即便是商鞅去了其他国家，肯定也早就被守旧势力提前迫害致死，改革变法什么的就不用想了。

    其二，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的时间相对较晚，这使得他们又具备了一个天然优势。

    任何学说的发展、精进、壮大并成熟，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也就是说，商鞅变法虽然相对较晚，但他可以毫无障碍地继承前人改革变法的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教训，所以秦国变法能够彻底很多，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吸收的成果，都要远远优于六国。

    而早就开始了变法的六国，他们的变法措施要么失于偏颇，要么仅止于某一项或者几项相对独立的措施，典型的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他主要就是增强军事实力，但对民政、政治等方面，就显得乏善可陈；还有齐威王任用邹忌变法，主要也只是整顿吏治一个手段，其他方面则没有太多兼顾。

    六国的宗法制是模仿西周的制度，这个制度就导致了六国国内阶级分明，因为没有一定的皇室血脉是根本接触不了核心的东西，六国内部那些贵族分配的权利都是按血缘关系去分发的，六国的根本就是建立在世袭制度上面，不过战国时期的到来，这一套制度很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了，继续用这种制度，只会让国家的兵力越来越衰弱，秦国的统治者当时就想建立一套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其实战国时期的所有国家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改进的，只不过秦国就比较顺利。

    商鞅变法能取得成功和秦国的人民脱离不了关系，商鞅当时是主张打压秦国内的旧贵族，他鼓励秦国的人民踊跃参军获得军功成为新贵族，秦国那时候刚刚建立，国内综合实力并不强，很多时候秦国都是被其他六国打压，秦国的人民都是非常团结的，他们一致对外的思想比较强烈，商鞅很好地发现了这个点，然后他就利用全国人民的思想来进行变法，再加上当时秦孝公对他非常信任，他在国内做任何事情都是畅通无阻，所以商鞅的变法过程也是非常顺利。

    商鞅鼓励秦国人民去参军，他定下了那些杀敌越多获得的奖赏越多的规定，如果在战场上立下军功还可以加官进爵，这个条件无疑是很能吸引那些平民出身的人，而且获得这些军功的人也不会去争夺王位，这样也能让统治者放心，这个制度对王权的威胁是非常小的。

    其他六国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其他六国已经被贵族深深扎根，如果实行这种制度，只会让贵族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这样王权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其他六国的统治者是不喜欢这种改革方法的。

    秦国当时所处的地势相当适合农业生产，农业发达了就会给秦国带来更好的经济，而这些经济也能支撑秦国进行改革，当时商鞅是非常清楚农业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所以他在变法，初期就向全国人民提出发展农业的意向，商鞅提出了给国家提供农作物也会有奖励的优厚待遇，这样秦国的农民会更加卖力生产农产品，当时秦国的人口比较少耕地非常多，所以短时间内秦国的经济条件是要比其他六国好很多。

    其他六国的人口是比较多的，他们国家内部也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分发给农民，所以其他六国要想效仿秦国的商鞅变法是比较难的，这些条件他们也无法完全复制，所以说商鞅变法能给秦国带来这么好的效果，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但把时间再拉长，秦国的改革就真的成功了吗？如果秦国不改革，它能存在多久？”

    “那不是因为秦始皇死得太快？”

    “当然有这个原因，不过就算他能活七八十岁，秦朝也终究要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