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于《说疫气》中言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云：“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马日这封奏书让刘辩想起了汉末三国时期除了战争外，另一个对人口的大杀器。
    华佗的医书没有流传下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影响深远。
    这本书放到后世来看，有其局限性，可若是放到当时当代，毫无疑问是医学领域的极大进步。
    刘辩目前犹豫的是，此二人目前未必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医学知识，如果贸然将他们诏来雒阳，刘辩担心会产生揠苗助长的问题。
    不过，即便把他们留在地方行医，以刘辩目前的能力，给他们提供些便利倒也没啥问题。
    如今巫医一体，在许多百姓心中，药没有符水管用。
    就如大疫，即便是士人也只认为其产生的原因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一个出身不差的知识分子选择潜心研究医术，从事士人眼中的“贱业”，而非按部就班的走仕途，其道德水平必然是值得尊重的。
    华佗有“沛相陈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的记录；张仲景最后也弃官修书。
    刘辩能给他们提供不少额外的帮助。
    缺乏纸张，写医书只能用竹简？跑腿、采药的人不足？需要弟子？与别的医者交流不便？
    这些朝廷统统都能予以支持。
    最关键的则是――名！
    刘辩可以帮助他们将巫医彻底切割开来，提升医师的就业环境。
    华佗曾感叹医师地位低下，张仲景也感慨庸医害人，败坏名声。
    但没关系，谁说医师就不能著书立说了。
    而且，鸿都门学能研究书法，绘画，难道就不能增添一项医术吗！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刘辩得先确定目前的张仲景和华佗究竟有没有著书立说的能力，这一点，问他们本人最为靠谱。
    说干就干，刘辩当即写了一封信，希望太尉马日帮他代为询问。
    后者在刘辩心中还是比较靠谱的，应当不至于推托。
    虽是私信，但毕竟是写给在外持节的太尉，所以刘辩也没避着旁人，也不怕别人看。
    而且，刘辩也附上了一点他自己能想到的一些可能对如今医学发展有帮助的知识，并转变成了时人能理解的话，希望马日能转交给华佗和张机。
    如，将细菌病毒解释为眼睛看不到的小虫，小虫能通过水、气传播，将水煮沸可以消灭这些小虫。而造成大疫的原因就是某种小虫进了人的身体，然后在人与人之间通过水、气传播……
    对内，则推说是以前看史道人的道家藏书时发现的，对外……谁又能来问他呢？
    刘辩在入宫前好歹同史道人相处过半个月，他觉得就算史道人被人找出来了，也没啥风险。
    不过，也因此，刘辩虽认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还是选择了私信而非公文。
    公文是要存档的。
    可惜他不是医学生，脑子里中学的那些生物知识早就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能提供的帮助在他看来极为有限。
    ……
    马日在奏书的最后，不忘弹劾荆州刺史王睿的种种无能之举。
    此前盖勋对刘辩说王睿看不起武人时，刘辩曾让有司商议是否要换一个荆州刺史，但最后商议的结果还是保持原样。
    当时刘辩还没当太子，又念及叛乱已平，也就没有坚持。
    王睿出身琅琊王氏，东晋时“王与马，共天下”，现在的王氏自然还没有此等影响力。
    因有马日的弹劾在，对王睿的罢免商议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
    而接下来袁绍回京之后所要担任的职位，以及接任汝南太守的人选，同样也需要考虑。
    不过在此之前，刘辩有一个问题需要得到解答。
    为何受灾百姓这么多，其中无家可归者何止五万户，为何官府愿意发给土地，愿意去荆州的只堪堪有近两万户呢。
    他询问卢植，得到了一份答案。
    “翁叔奏书中虽未言明，但依臣想来，此愿意迁徙的两万户，大体必然不是独门独户。而是由几十上百口，乃至于更多人口组成的宗族。以宗族同迁往荆南。
    此宗族人口至荆南后，翁叔亦会依据各自宗族而安置。”
    可这仍不能完全解答刘辩的疑惑。
    卢植张了张嘴，忽然不知道该不该说，但望着太子看向自己的眼神，他轻叹一口气，解释道：“有民苦于算赋、口赋。尤以算赋为最，分为每月缴纳。若吏治不严，乡官里吏巧立名目，上下其手。”
    “此外，内郡国男丁无力前往边郡服每岁三日兵役，而不服此兵役者需缴三百钱，以此雇人代为守边，称为更赋，而今已成定制。”
    口赋又叫口钱，征收对象是七岁至十四岁的少年男女，起初为二十钱。入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