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如果北方局的领导要是有什么指示要下达给他，都是通过固定的联络渠道，某个死信箱来转达。这种联络方式相比直接见面来说安全许多。只有重要指示或者重要消息要传达给他，才会派出机要联络员直接来找他传达指示。

    因此，这位机要联络员直接找上门来，让许茂发意识到这次杨副书记要向他传达的一定是比较重要并且紧急的信息。

    于是他接过那张折叠好还带着机要联络员体温的纸条，当即打开来看，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

    自从许茂发向北方局的领导申请查询李雨亭目前的状态和情况以后，虽然张鸿运已经连续几次催促他给出答复，可北方局的领导一直迟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对李雨亭的身份也没有拿出一个组织结论。

    许茂发倒是很能理解上级对李雨亭身份的组织结论为什么不能尽快给出来，那是因为李雨亭以前是被党组织选中派往日本本土进行潜伏的人员。根据他的了解，像李雨亭这样被派往日本本土潜伏的人员是党的高级机密，而且他隐约听说这可能与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要求有关。

    果然当许茂发仔细读完纸条上的内容以后，他终于知道了党组织对李雨亭身份给出的组织结论。

    而这个组织结论是建立在党中央社会部咨询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基础之上的。

    根据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给出的答复，党组织派往日本本土的那个情报小组是受到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日本分部的协助请求才去的。但是在几個月前，这个情报小组中的有些成员因为意外暴露了身份，被日本警视厅抓捕，而日本警视厅根据其掌握的线索，顺藤摸瓜抓捕了党组织派往日本本土情报小组的大部分成员，居所小组负责人也被日本人抓捕了。

    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日本分部的人员和这个情报小组只有一个单线联络渠道，但是却在日本国内的某些重要机关里有潜伏人员。在得知党组织的情报小组被日本警视厅破获以后，这些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日本分部的潜伏人员立即向远东情报局汇报了这一情况，同时果断切断了和党组织派往日本情报小组的联络。

    而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立即指示日本分部向所有党组织派往日本本土情报小组的成员按照预定方案发出示警信号，通知他们撤离。而李雨亭也是收到了预定的紧急撤离示警信号果断撤回国内。

    所以党组织得出了李雨亭不是叛徒的组织结论。但是，由于李雨亭和党组织之间脱离了组织联系有一段时间，为了保险起见，中央社会部在得出组织结论后还是提醒北方局，要严密观察李雨亭一段时间，再重新接回组织关系。

    杨副书记在收到了中央社会部的通知后立即将这一消息原封不动地转给许茂发，让他在斗争的一线斟酌使用李雨亭。

    许茂发看完后立即对那名机要联络员说道：“好了，我就不写回信给北方局的领导了。你给杨副书记带个口信回去，就说我已经知道情况，会酌情处理。”

    那名机要联络员走了，许茂发重新坐回小方桌前，看了看自己还没写完的给张鸿运的回信，想了想，直接划燃火柴，将回信和杨副书记写的纸条一起烧掉。

    他觉得，以目前津门地下党组织面临的情况，自己有必要亲自去一趟津门，和张鸿运当面谈谈，掌握实时的第一手资料，指导津门地下党组织应对谢长明可能被捕后的应对措施。

    同时，他也想向张鸿运了解一下，李雨亭回国后的各种表现，以此来判断是否应该重新接回李雨亭的组织关系。

    与是徐茂发很快就出了门，去找另一名联络员，通过这个渠道通知津门地下党组织，他将很快去津门和张鸿运见面。

    而此时的张鸿运也拿着一张纸条在看，这是于凤梅通过死信箱汇报的最新情况。

    于凤梅汇报说，在她上一次和李雨亭见面后只过了一天，李雨亭就突然主动来找她，和他进行了一次看似闲聊的谈话。

    李雨亭并没有能打听到任何与津门地下党组织有关的案件情况，但是李雨亭提供了几条消息。

    首先，市警察局新成立的一个侦缉队，专门协助日本宪兵队来侦查抗日组织和抗日分子。这个侦缉队还会参与到津门各处检查站的日常检查，同时也在津门市区华界以及各国租界暗中寻访反日分子。

    其次，目前日本宪兵队和津门市警察局侦缉队正在全力搜索一名姓彭的抗日分子，日本人方面判断这个人还没有离开津门。这也是近期津门市区内华界与各国租界之间检查站以及进出津门各检查站严格盘查的主要原因。

    第三，重要的抗日分子被关押在日本宪兵队而不是市警察局的羁押点，外界根本无从了解这些重要抗日分子目前的状况，连是生是死都不清楚。李雨亭也无法准确获知这些人的情况。于凤梅认为，那个失踪的谢长明同志极有可能是已经被日本人杀害或者被关押在日本驻津门宪兵队里。

    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