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听着王布犁的判罚，嘴角有些抽抽。

    正反两方各打五十大板是吧。

    偏偏这番判罚朱元璋还没发反驳。

    主要是那几个官员实在是不给他涨脸。

    朱元璋早就命令过官员，必须以对待奴隶的方式，来对待下面的胥吏，主要是拨乱反正元朝遗留下来的风气。

    这是前朝余毒，必须要重视起来，大明绝不允许胥吏害民控官。

    可目前的情况而言，很少有县衙的知县能做到朱元璋命令的这种情况。

    许多政务都是靠着下面的胥吏撑起来的。

    “如此一来，岂不是让天下恶胥吏都效仿起来？”

    王布犁盘串，叹了口气道：“陛下，别看我出身吏员不走科举就为吏员说话。

    许多经历过科举教育的读书人，他们的老师只负责想方设法让他们能中进士，而不是负责培养合格的官员。

    依照我短短两年半当小吏的经验而言，我侍奉了四位知县，他们对于诗词歌赋、圣人的之乎者也倒是蛮精通的，但对于政务运作却往往一窍不通。”

    “他们未曾接受过日常行政工作方面的训练，不会填写报表，不会统计账目，也不懂如何做才能有效地将税赋从民间征收上来。

    即便有关心时务者，本质上也大多属于政论家与时评家，也就是嘴炮王者，而非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

    实在是这帮人烂泥扶不上墙，不得不依靠下面的胥吏帮助他完成这些事情。”

    老朱强势反腐导致江宁县县衙外的人皮稻草都没停下来。

    而且王布犁另外一层意思并没有说出来。

    朝廷为了让地方政务顺利运作，会有意识的培养一批施政经验丰富的胥吏群体，属实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了。

    朱元璋前期也并没有限制小吏当官，实在是缺乏有效的人才替他治理地方。

    但是他需要维持官员的权威，要不然人人就该有模有样的藐视上官，以下犯上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到时候危害的还得是他大明王朝的根基，这是他生气的点。

    现在王布犁给他摆事实，着实是让朱元璋再一次感到深深的无奈。

    不用儒家来控制那些读书人，难道还有其余法子来控制吗？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如此长的时间已经证明了，这套理论对于统治者是有利的。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强调了等级制度和尊卑关系，有利于统治者树立自己的权威。

    而且只保护阶层内成员的权力，不主张兼顾天下人的利益。

    你只有成为“阶层内成员”，才能获取好处。

    所以许多读书人都梦想着能够鲤鱼跃龙门。

    尤其是用科举这套制度把“读书人”给强行绑在这条路上。

    任你多有本事，没有金榜题名，那也无济于事。

    除非你能像黄巢那么厉害！

    然后在唐后各中央王朝，随着皇权的持续巩固和日益集中，对县级行政人员产生了相较于以往而言更大的需求。

    但是，官职的获得，变得越来越与个人在科举考试中的脱颖而出息息相关。

    同时也与那种由科举考试所营造的“精英士人文化”密不可分。

    官吏之间的裂痕就越发的明显。

    按照理学的观点，政治权力乃是“君子”方可拥有的特权。

    而这些人担任官职所需的个人素养与道德品质，则是由朝廷以向其授予某个职官品级的形式予以承认。

    书吏和差役只是有一技之长的行家里手而已。

    像他们这样的具体行政事务承办者，其价值仅在于其所掌握的那些狭义上的“技艺”。

    实际上，正是吏役们的这种实用性功能及其所掌握的那些狭隘的技能，使得他们没有资格担任高阶的官职。

    技术型官僚在封建王朝并不吃香。

    因为他们缺乏从儒家经典当中广泛获得文字素养方面的训练。

    以致未能为其中所蕴含的那些正统的社会价值观与政治伦理所熏陶。

    衙门吏役被认为显然不适合行使官员所拥有的那些权力。

    衙门吏役与有品秩的官员们之间的那些分界线都已被牢牢地建立起来，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维持对这些“衙蠹”的控制。

    结果这些官员反倒被控制，就让朱元璋觉得丢脸。

    朱元璋也知道王布犁的理念当中是有一丝法家的意思。

    法家大致可以归纳出两突出点。

    第一就是不相信语言教化的力量，尤其是韩非子极其不信任热衷传道的书生们，认为他们说出来的话和行动是脱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