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国人的灾难降临了，工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使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出现极度紧张的状况。政府除了紧急调运国库存粮支援最困难的地区外，还采取了多种措施，譬如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压低城镇居民的口粮标准及食用油定量，并提倡制造代用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即使这样，各地仍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饥饿像乌云一样笼罩着全国。
    连李云龙这样的将军家庭也受到饥饿的威胁了。部队有了新规定，军官的口粮标准减为每月27斤，从27斤口粮里还要扣除五斤支援国库，另外又扣除一斤支援灾区，因此只剩21斤了。李云龙大半辈子都是吃军队的大锅饭过来的，对家庭开支几乎没什么概念，对钱财也看得很淡，每月的工资都是由郑秘书代领，再交给田雨。他自己很少花钱，这并不是他节俭，而是他除买烟买酒之外再也想不起有什么需要花钱的事了。
    田雨可作难了，她自己的口粮标准也只剩下21斤，还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李健已经八岁了，小儿子李康才两岁，都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两个儿子的口粮标准加起来才十几斤。更要命的是家里还有个保姆张妈，张妈是个老年寡妇，无儿无女，来自山东农村，没有城镇户口，没有户口就没有口粮，平常年景无所谓，可这大饥饿的年景就难坏了田雨。张妈没有儿女，在老家连房子都没有了，你能让人家走吗？可是留下她也难办，全家人就这点儿口粮标准。田雨急得没办法，只好和李云龙商量，能否把困难和组织上说说，特殊照顾一下，只要再有15斤口粮，全家人勒勒裤带就能过去了。可李云龙一听就把眼睛瞪得像牛眼：“谁家没困难？都要照顾组织上照顾得过来吗？亏你想得出来！”
    田雨为难地说：“那你说怎么办？张妈在咱家干了好几年了，咱们就忍心赶她走？再说，这会儿请人家走，不是把人家往死里赶吗？”
    李云龙说：“张妈也是咱家的人嘛，当然不能赶人家走，有饭全家吃，没饭全家一起饿着，情况总不能老这么糟，慢慢地会好起来的。”
    田雨说：“可眼前就有点儿过不下去了。”
    李云龙愣了，他没想到自己家也面临着断顿的危险，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没办法，只能再勒勒裤带吧。”
    本来李云龙是个大肚汉，平时一顿饭能吃三四个馒头，这几年活动少了，肚子也微微隆起，被称为“将军肚”。从这次谈话后，他给自己重新定了口粮标准，每天半斤粮食，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偷偷喝一大碗凉水，没两个月他的将军肚就平了，后来又渐渐凹进去，肋骨也一条条突显出来。有一次他带着郑秘书和几个参谋去视察前沿的炮兵阵地，一座小山包他硬是爬不动了，眼里冒金星，浑身流虚汗。郑秘书连忙扶他坐在山坡上。李云龙自我解嘲地说：“不行啦，岁数不饶人呀。”一句话说得青年军官们都落下泪来，其实谁不知道军长是饿的？田雨和丈夫的感情虽然早已出现裂痕，但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往日感情上的恩恩怨怨似乎都顾不上了。特别是从这件事上，她看到了李云龙善良、豪爽的一面和作为丈夫的责任感，其实她吃得比丈夫还少，而且已经开始浮肿了，但她顾不上自己。眼看着李云龙一天天消瘦下去，田雨的心里像刀割般难受，她主动搬进丈夫卧室，想给丈夫一些温柔和慰藉，可她失望地发现，李云龙似乎变成了个没有任何欲望的木头人，对妻子的亲昵无动于衷。
    那年冬天，一连串的祸事降临在这个家庭。
    那天李云龙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老战友孔捷打来的，平时一贯高声大嗓的孔捷今天的声音极小，说话也吞吞吐吐，由于距离太远，再加上线路里的杂音，李云龙听了半天才听明白。孔捷告诉他一个使他极为震惊的消息，丁伟将军被逮捕了。李云龙听说后，震惊得久久说不出话来，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
    在“庐山会议”上，战功赫赫的元帅及党内元老们被定为“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遭到清洗。这些事，李云龙早已从文件上看到了，但他万万没想到此事竟牵连了丁伟。
    本来按丁伟的级别和这些大人物没什么关系，可丁伟的性格使自己倒了霉，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心里有话就非说不可。在大军区召开反右倾大会时，身为军区参谋长的丁伟竟站起来当众为彭德怀辩护，并声称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反正他脑袋上的乌纱帽也不大，想摘就摘了去，砍掉他丁伟的脑壳他也是不服。丁伟的反抗引起了轩然大波，立即被扯掉军衔宣布逮捕。丁伟被戴上手铐时表现得非常强硬，他对着会场上的几百名高级军官喊道：“同志们，我们的党和军队有危险，这种空气太不正常了，连个战功赫赫的元帅按组织程序提点儿意见尚且被定为反党分子，照此下去，将来党内人人都难以自保，好人会越来越少，小人会越来越多，这个党还有什么希望？早知如此，我丁伟当初就不该参加红军，不该参加共产党！”
    据说，当时会场里数百名将校听了丁伟的话，无不骇然变色。李云龙脸色铁青地找出一瓶茅台酒，这是他给丁伟留的。他一口气把酒喝个精光，酩酊大醉，他吼道：“丁伟呀，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