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锋说道：“当时万历皇帝的手下官员说，大明已经出现叛乱了，这倒还真没有说谎。《皇明从信录》的一则记载：“万历三十四年冬长至日，百官当诣孝陵上香，将出门，兵部忽传城外有反贼万余人，乘上陵，杀诸司官，据城僭号。已闭九门，毋得出，阖城汹惧，街市不见一人。
    次日，已擒得四十九人，付应天（府）狱。为首者刘天叙，断指挑膝筋。内外守备会鞫，拟磔者七人，余皆斩。”
    二、一拖再拖的福王“之国”
    福 王的藩封地在河南洛阳，结婚后理应前往洛阳就藩。然当时皇帝与郑贵妃对福王宠爱有加，不愿意他过早前往洛阳，但洛阳的福王府却必须动工兴建。所以这一项工程的进展，期间在皇帝的示意下，工匠故意拖得很慢，一直到万历四十年四月才完成，共花费银子四十万两，超过潞王府一倍，超过其他王府十倍。
    其实这四十万两银子云云，可能低估了，项鼎铉说：“邸报，福王府邸成……是役也，所费金钱共五十余万云。”
    既然福王府已经完工，那么彼时福王理应立即从京师前往洛阳就藩，当时称为“之国”。
    《大明会典》记载：“祖制，皇嫡子正储位；众子封王爵，必十五岁选婚，出居京邸，至长始之国。累朝以来，财赋地不封，畿辅地不封。之国不拘年岁。”
    亲王之国是极其隆重的事件，皇帝朱翊钧却视同儿戏，一拖再拖。廷臣们考虑到皇太子的地位在不断受到福王的潜在威胁，就纷纷主张要严格按照祖制，敦促福王尽快离开京城，前往洛阳。
    当时内阁首辅叶向高鉴于内阁只有他一人，被人称为“独相”，认为当时朝政急务莫过于推补阁臣。然而在他心目中，福王之国显得更为紧急：“今日阁臣推补真万分难缓，皇上可以察臣万不得已之心，为臣一决。此外，则福王之国事更为紧急……
    但皇帝不予理睬，由得福王之国一再拖延，以至于征调来的船只拥堵河道，致使商贾不通。叶向高再次重申前议：“臣惟今日中外人情所最急者，莫如福王之国一事。毋论祖制难违，国典当重。即自张家湾以南沿河一带船只，尽皆拘禁，商贾不通，嗷嗷载道。而南京差来马快等船亦皆已到，官民船户不下数万人，逐日号叫于兵部门首，索取工食。若早一日，则人情早安一日，而于福王之令德亦早着一日。何必多留此一年半载，以招中外之疑议乎！”
    叶向高语重心长，已经把话讲得很透彻了，福王之国一再拖延，对于国家社会，对于宫廷皇室，对于福王本人，有百害而无一利。可皇帝依然不理不睬，皇帝迁就郑贵妃和福王，一再寻找种种借口，设置障碍，拖延时间。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养赡地”的数量上讨价还价。福王向万历皇帝奏请“养赡地”四万顷，也就是说，必须有四万顷“养赡地”，他才肯去洛阳。
    皇帝本人也是这个意思，他对福王奏疏的批示，不但不检讨福王奏请过多，反而责备地方官办事不力，耽误了福王之国日期：“览王所奏，比例请给养赡地土，前已屡有明旨，着照景（王）、潞（王）二府事例拨给。今经已久，该地方官尚尔不遵，推诿支调，稽误大典。”
    为此，他振振有词地责令户部：“尔部里还行文与河南、山东抚按等官，即于各地方细查各府所遗及应拨地土，务足四万顷之数，不得将荒芜搪塞，着归今府自行管业，以资养赡。”
    为了摆脱僵局，当时的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字东鲜，号旸谷，湖广黄冈人）建议，鉴于福王庄田四万顷的数目难以凑足，希望皇上先宣布明春之国日期，再渐次清查确定庄田数额。另一名言官建议，不如从皇上的内帑积蓄中拨出一笔赏赐，使得福王不必费心经营庄田。皇帝一概置之不理。
    河南巡抚李思孝考虑到福王封地洛阳在河南境内，他有直接责任，因此向皇帝指出，要凑足四万顷土地极其困难，如果一定要办到，那么福王之国日期势必拖延。京官员以及河南、湖广官员的一致反对，皇帝无奈，稍作让步，同意减去一万顷，必须保证三万顷。
    三万顷还是难以凑足，皇帝再次让步，减为二万顷，由河南、湖广、山东三省分摊。河南一万一千二百十顷，不足的八千多顷由湖广、山东分摊。山东自报有地一千二百八十余顷，还须补充一千二百余顷。湖广应该征地四千四百八十余顷，没有着落，湖广巡抚董汉儒提议，用一万两银子折抵地租。至此，福王的养赡田地问题已经接近于解决，但是福王之国仍旧举棋不定。
    三、江北半壁的福王封地
    福王之国的障碍，并非仅仅养赡田地而已，即使这一障碍逐渐解除，又会节外生枝。在福王前往洛阳日期迫近之际，郑贵妃企图借口慈圣皇太后七十寿诞，拖延行期，扬言要让福王参加万历四十三年慈圣皇太后稀龄大寿庆典之后，才去洛阳。
    皇帝居然顺从了这种无理要求，向内阁首辅叶向高发去一道圣谕：“朕思圣母圣寿稀龄在迩，朕当亲率皇太子及诸王，恭祝大典。庆贺礼成，于次岁春三月内，着钦天（监）择吉之国。
    叶向高封还了皇上的圣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