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上沪火车站位于建界路宝山路口，也就是后世的上沪ja区。此时的上沪还没有形成几十年后发达的交通网络，不消说享誉全国的虹桥枢纽站，就连真正的上沪站（新客站），还需要等到1987年才正式开通。

    到那时，位于ja区的上沪火车站将改命为上沪北站，成为老上沪人口中的“老北站”。

    关于七十年代的上沪，聂子航并非完全陌生。

    1972年，荷兰导演伊文斯与其妻子玛瑟琳娜·洛里丹为老上沪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由于伊文斯的知名度，该纪录片后来成为聂子航读大学时的翻译练习模板之一，旨在能够通过带有口音与俚语的外文音频描述，立即传译出准确的对话记录。

    比苏南县火车站广阔近一倍的月台，很快吸引了聂爱红的全部注意力。

    她像一只觅食的仓鼠一样，好奇地打量着建设于1945年的旧候车室，以及1961年后扩容的旅客月台与火车轨道。

    推小推车的小贩有的生意兴隆，有的三两坐在一起，用地道的上沪方言交流着平淡而充实的一天。

    较之聂爱红，余晓丽显然平静许多，走在聂子航的身边，不乏笑意地说道：“如果苏南县更靠近苏北的话，我们可以坐轮渡过来，那样景色会更好。”

    “但从苏北坐轮渡入沪，动辄也要五六个小时，而且冬天不易行船。”

    余晓丽一讶，问道:“你坐船来过上沪？”

    聂子航笑道：“没有，只是在各种旁学杂收的读物上偶然看到过，就记在心里了。”

    出了站，一行人坐上两辆黄包车，往ja区近南京西路的招待所跑。

    “咱们安置下来之后，先解决吃饭问题，然后你可以陪爱红还有子健逛一逛，晚上五点钟左右我们一起去见工业局的领导。”

    这话余晓丽在职工大会那晚和聂子航知会过。

    既然最初接了余晓丽手头的活，政治审查早晚要面对。

    但他更担心的是：“招待所多少钱一个晚上？”

    余晓丽情不自禁地抿嘴一笑：“7元一个晚上。”

    聂子航快要惊呼出声：“这么贵！”

    得到稿费收入之后，他比平常更加精打细算，尤其在每次进行体面的花销之后，对于平常的零用则是能省则省。

    按8角钱一斤猪肉算，7元钱够聂家三张嘴开好久的荤了……

    痛，心痛，无比心痛。

    余晓丽见聂子航眉头紧锁、满面愁苦，笑着劝导道：“如果你通过了领导的审查，说不定会报销你在上沪的差旅费。”

    还有这种好事？！

    聂子航摸了摸兜里的钞票，顿时充满了动力。

    1978年，老南京路上还没有高耸入云的钢筋森林，昂贵的酒庄与不断变换的霓虹灯还未应运而生，但其时下的繁华程度，足以让上沪位列世界第二大城市。

    水泥路上频繁往来的轿车与公交车，仿佛人手一辆、再也不够罕见的自行车，足以让聂爱红与聂子健瞪圆了眼睛。

    尤其是聂子健，第二次来到上沪的他，依然被这番景象惊讶的无言以对。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沉浸在震惊中的聂爱红扯了扯聂子航的衣袖：“哥，上沪是不是已经实现理想主义了？”

    聂子航笑道，委婉道：“还有一段距离。”

    约有十几二十层的大光明电影院楼下，张贴着《智取威虎山》与《沙漠的春天》两张巨幅手绘电影海报，一辆三轮车打着响铃与聂子航擦身而过，带起一阵冷风。

    他顺势侧头，瞧见“红心高筑，艰苦奋斗”的标语，两个穿军大衣的年轻女人站在标语前照相。

    街道的尽头，一座刷满红漆的建筑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红房子西菜馆。

    这是1978年年初，整个上沪南京路的景象。

    那么1978年年末呢，或者1979年，当带来巨大变革的政策在全国的土地上响起，那时的上沪又会是怎么样的景象？

    大风呼啸的时代即将来临，此时站上风口，就算是需要产后护理的母猪，也能在暴风中昂首起飞。

    想到这里，聂子航忽然把目光投向聂子健。

    他走过去，拍了拍弟弟的肩膀，指着近处那栋最高的大光明电影院，半开玩笑地问道：“想不想留在上沪？”

    聂子健毫不迟疑地点头：“想！”

    ……

    傍晚五点钟，聂子航与余晓丽再次坐上黄包车，来到上沪鼎鼎有名的大酒店——和平饭店。

    始建于20世纪初的和平饭店，俨然具有非凡的时代意义，经历70余年的巨大变迁，它已然成为了上沪地标性的建筑物。

    聂子航走进酒店的时候，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