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西路，《上沪文艺》编辑部已在这条街道上度过近26年的光阴。
    1952年，华东文联与上沪文联在南京西路巨鹿路第675号合署办公，由巴金、石岭、黄远等九人组成的编委会，便在此时开始筹办《上沪文艺》的最前身，《文艺月报》。
    其后由于华东与上沪文化部的内部调整，《文艺月报》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动，其中不乏有编委会成员卷入1955年的大案。
    于是，《文艺月报》在1959年之后经历多番改名。
    1959年与1964年，《文艺月报先后改名为《上沪文学》与《收获》。
    十年雨幕之后，1977年《上沪文学》复刊。由于编辑们仍然认为该名存在风险，于是《上沪文学》再次更名为《上沪文艺》。
    在1978年1月2号，一个日光明亮的上午，一身朴素的聂子航敲开了《上沪文艺》的编辑部大门。
    给他打开这扇门的，则是正在沙发上与副主编李梓芸共同审稿的编辑彭煜琪。
    多年以后，彭煜琪在《当代》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开门的一刹那，我就知道，这个身量笔挺的小伙子一定是顾秋。”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虽然我与之从未谋面，但就是能感觉的出来。”
    “后来我回想，或许是《潜伏》里那充满朝气与希望的笔触，和他这个人的气质实在是太像了，以致于甚至不用谋面，就能认定这个人一定是顾秋。”
    “更巧的是，远在wlmq杂志社的王濛给巴金先生寄了一封信，他想在写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的时间之余，再与另一位青年作家合撰一本散文合集，暂定书名为《青春万岁》。”
    “这本散文集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王濛描绘撰写关于西北的风土人情与人物故事，另一方面则由邀请合著的青年作家撰写关于燕京、上沪，或者江南任何一個地方的故事，他想以对比的方式展现青春的力道，脱胎于时下流行的伤痕文学。”
    “于是王濛拜托巴金先生寻找人选，而编辑部在商量许久之后，都没有确定下这个足以满足‘青春与朝气’的作者人选，直到我看见了顾秋。”
    而聂子航，大概也忘不了这样的一番景象：
    给他开门的人是编辑彭煜琪，副主任李梓芸正倚靠在黑色牛皮沙发上审稿，嘴里含着一支女士香烟，编辑于丙昆则在没关门的主编室里与主编巴金大笑着谈论什么。
    “你是顾秋？”
    尽管聂子航在昨天，也就是前往和平饭店的二十分钟之前跑了一趟邮局，将登门拜访的信件投入邮箱以作礼数，但他没想到彭煜琪能够精准的认出他来。
    “您是？”
    “我是《上沪文艺》的编辑，彭煜秋。”
    “原来是彭编辑。”
    两人亲切地握过手，听到动静的李梓芸也放下了手里的稿件，站起身来：
    “这位是写《潜伏》的顾秋？”
    “是他。”彭煜琪笑着伸手介绍：“这是咱们杂志社的副主编，李梓芸。”
    李梓芸灭掉了女士香烟，与聂子航握手之后，爽朗笑道：
    “我看过你写的《潜伏》，笔力劲道，引人入胜，不像是新作者。现在你寄来的每封稿件我都得提前看完，不然连饭也吃不下！”
    三人热络闲聊了一阵，彭煜琪引着聂子航来到主编办公室。
    “主编，这是顾秋。”
    年过古稀的巴金先生精神矍铄，双目清明，在得知来者是顾秋时露出赞叹的笑容，同时站了起身，伸出手：
    “很有精气神的年轻人，顾秋先生，欢迎你来。”
    聂子航赶忙伸手，心怀敬意道：“一直有幸与先生书信联络，很想找时间拜谒一次，可惜我住在县城，来往不便。
    上次在信中得到您的指点与建议，对我的帮助很大。”
    巴金挥了挥手，不甚在意一笑：“无论是文学也好，小说也好，散文也好，创作并非一味闭门造车，只有彼此交换意见，才能写出更有灵气的东西。
    假使现在我要动笔来写一本小说，也要时常问问编辑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看法。
    不过在听取建议的时候，需要做到四字原则。”
    聂子航受教道：“您请直言。”
    “兼听则明。”
    ……
    从主编办公室到图书室、贮稿室、临时开辟的简单印刷小房间，巴金带着聂子航参观了一圈。
    两人闲散到了南京路上，老人则边走边说着：
    “自1956年以后，我很少参与编辑部的管理事宜，大多数重心用来审稿、看稿，挖掘有价值的文坛新人。”
    关于1955年的事件，聂子航有所耳闻，但知道的不多，此时也不方便细问，只能从巴金先生的口吻中窥见一麟半爪的无可奈何。
    于是他只作点头附和。
    “咱们编辑部的年聚，也是从前的老传统了，那是52年的时候，几个老友在304室里一边取暖一边商量《文艺月报》的创刊事宜，所以沿袭至今。